《中国历史的教训》的读后感

　　历史就是最好的老师

　　--《中国历史的教训》的读后感

　　一本由纪检监察干部、法学博士习骅写就的《中国历史的教训》问世，初读该书，给人一种读故事的感觉，再读，就有了震心的效果，这不就是一剂反腐肃贪教育活动的良药吗!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过去的，但也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历史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人们的心灵，让其去思索，去渐悟，寻找到走下去的路，甚至可以让其不再走弯路。

　　《中国历史的教训》这是第一本由纪检监察干部倾注心血、联系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而写就的读史感悟。以古道今，用“放大镜”的手法，将古今中外不同类型的干部、公职人员形象汇聚在一起，来探究腐败的根源，正反齐上，从而来反思当今中国的腐败问题。

　　作者习骅在反腐第一线工作多年，全书收录了他创作于20**年-20**年，并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的24篇“说古道今”的文章，以轻松的笔调通过众多令人嗟叹与沉思的人物故事，来讲述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不变正道。

　　“说古”，众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像砖头一样厚实的、咬口的评说。但全书共两个部分，24篇，不仅不长，还很有趣，好似连环画，为我们画出了千百年来中国官场吏治的千姿百态，通俗易懂。作者习骅以特写镜头、放大镜来塑造形象。如：雍正、周秉德等人物，伟大得让人拍案叫绝;而蔡孝干、顾顺章等人的卑劣，让人唾弃，甚至有想冲上去打他们的冲动;慈禧、阿福、小王等的愚蠢，让人顿足捶胸，又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整理思维，消除“腐败非罪化”的错误价值观。人物形象生动、活灵活现，一次又一次地触动心灵，洗礼心灵。

　　再从目录“崇祯本可不上吊”、“皇帝的伙食费”、“慈禧收礼”等，就可以嗅到“腐”的味道，感受到作者犀利诙谐的笔锋，化严肃为幽默，没有说教，更没有定“条例”，小故事大道理，让人笑后就是思与悟，震撼心灵。

　　关键还在于《中国历史的教训》以史为鉴，立足中国，传递廉政正能量。习骅，在反腐第一线工作多年，现在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工作，曾先后师从南京大学林仁栋教授、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研究廉政立法和苏共问题。正因为他工作的特殊性，全书对腐败的剖析，既具全局性又不乏细致性，就是一个引路人--忆古思今。虽数隔千年，但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忘记历史，就没有未来。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她忠实地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历史的教训”就更具启发性，教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能在同一个坑里跌两次。苏共的消失，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最好教育。细细品读《中国历史的教训》，想想那些“腐败蛀虫”的结局以及所导致的恶果，深思腐败的“毒性”，匡正我们的价值观，将那一幕幕由腐败导致的“灾难”牢记于心，筑牢拒腐防变之墙，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扫干净“蛀虫”，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中国需要廉，需要干净，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只有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才能实现“中国梦”。

编辑：www.pmceo.Com

篇2：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读后感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读后感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是他十五年来摇着轮椅在地坛思索的结果，文章中饱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亲情的讴歌，朴实的文字间洋溢著作者心灵深处的情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史铁生是知青，插队两年后受重伤，从此瘫痪。我从他的文章里可以读出其实他对这样的命运非常不服，做过很多痛苦的挣扎，最终通过写作的途径达到了自己预期的人生。在人生最狂妄的年龄忽地失去了双腿。这惨痛的灾难降临到了他头上，对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如雷轰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曾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情”，在经历了一次次心灵与死神的斗争之后，他最终拒绝了死亡。是母亲的爱唤起了他的意志，他决定把自己的心变成一片沃土，母亲已在这片沃土上洒下了第一把种子。然后，是一对老夫妇、一个唱歌的青年、女教师、长跑运动员、弱智的女孩......无数次给作者鼓励和感动的人无心地创造了一片生命的森林，作者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坚强地走了过来。

　　史铁生不愿屈服于残破的躯体，他让自己的灵魂通过文字来升华。他文章里的人物多是身边的亲人、邻居和朋友，大部分都是悲剧的主角。可是，我读来却总能感受到那蕴藏深处的正能量。虽然那个年代的底色就是灰色的，但生活在那色彩之下的人物却很努力地活出自己鲜艳的个性。

　　他写地坛，写里面的春夏秋冬，写里面的行人匆匆，写里面的树木花草，写里面的城墙砖瓦。他和地坛融为一体，他在那里想通了活下去的路，找到了继续生活的勇气。

　　然而，面对挫折和苦难，有些人却选择了亲手扼杀自己的生命：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西班牙作家马利亚诺?拉腊的住宅里响起了沉闷的枪声;德国剧作家克莱斯特和陪伴着他的妻子一起自杀;中国当代诗人海子在留下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后，卧轨自杀......这些事实让人触目惊心，追其根源是对生命的不负责，对生命的不重视，其留给世人的只有感叹和惋惜。

　　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对于这仅有的一次，我想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诚然，人生难免有许多坎坷，但这不应成为逃避生活的理由，又有哪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呢?与其悲伤痛苦，草率结束自己的生命，何不将它看作是生活赐予我们磨练自己的机会呢?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正是有了这些磨练，才使我们体味到人生的乐趣。我们应该懂得热爱生命，重视生活的磨练，体验友爱、负责、学会珍惜自己，省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古人尚知“留须蓄发”，谓之“父母所赐”，尊重生命，是一个生命最起码的责任;尊重生命，是一个生命对他的母亲的敬重

　　史铁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顽强地走了过来，文坛上多了一个新秀。当他的第一篇文章被发表的时候，他想与母亲分享快乐，但母亲没有留下过什么隽永的誓言，或要恪守的教诲，只是让他活下去，简简单单真正做到善待生命。作者感受到了母亲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很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再也不知道了，已经永远在天涯守护着他。

　　史铁生在文中不但写了自己感受到的母爱，还有老夫妻间的恩爱，兄长对弱智女孩的关爱以及作者对女工程师的敬爱等等，这些丰富的感情足以升华人的心灵，拉近人的距离，温暖社会关系，这些都是生命的意义，都是让人坚强的理由。文中充满了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对生命目标的探寻，鼓励人们善待生命，善待生活。

　　我想到了我们生活的社会。现实中忙忙碌碌的人们生活在紧张繁重的压力下，市场条件下对利益和物欲的追逐，开放形式下不良生活方式的侵袭，社会阴暗面的扩张，一些西方文化对我国优良传统的颠覆，使人思想日益狭隘浮躁，忘乎所以者有之，悲观厌世者有之，自暴自弃者有之，颓废堕落者亦有之。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与那种全社会上下团结，民心稳定的积极局面相比，现在的我们将要采取何种态度去面对。

　　《我与地坛》就起着文化导向的作用，它赞扬伟大的母爱，号召人们思索人生，增进对社会的关怀，给人们引导了正确的方向。如果文化的导向出现偏差时，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是何其的深重--二战期间的德国，有多少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学者沦为纳粹思想的走卒，为纳粹的思想摇旗呐喊?所以说，在“育人”方面《我与地坛》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gg开放变革发展时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思想上的困惑和疑难问题不少。比如，怎样看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怎样处理企业发展和个人工作的关系;怎样提高自己的岗位技术水平和文明素质等等，这都需要教育和引导。因此，在企业尤其是在改革发展中的企业，大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十分必要，让企业员工读一本好书非常必要。要坚决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使企业员工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树立远大理想，为企业的改革发展献策献计。在这些方面，《我与地坛》都给予我们了警示--要勇敢面对挫折，正确对待人生，不要轻言放弃，要懂得理解，要坚强等等，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史铁生的文章让人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正视。让每一位读者进行了一次对心灵的搜索和对生命的诘问，对生命的意义又加深了理解，处处让人读出正能量。

篇3：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

　　张宏杰的书一贯好看，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年5月第一版)也不例外。题目相当宏大，但是本书的水平和他以前的相比，相差很多。

　　作者用了半本书，详细描写了中国人是怎么从勇武开放走到怯懦犬儒的过程，后半本论述专制的起源和发展，对我来说，大部分内容都知道，简单翻翻就行了。唯一有新意的，我觉得是后面对胡适和鲁迅的论述。作者认为，鲁迅过于理想化，而且过于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一生的思想也经过几次重大转向，而胡适则始终坚持改良，立足中国的实际，为当时的执政党提建设性意见。如果蒋介石做得太过分，胡适也会激烈地批评。但是鲁迅一贯以批评嘲讽为主，却提不出建设性意见。

　　作者对胡适和鲁迅的论述给了我很大教益。最近几十年，尤其是在大陆上，鲁迅的地位被拔得很高，而胡适的地位则低多了，貌似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只会写政论文章的半吊子文人。因此在绝大部人心里，胡适的地位不仅远不如鲁迅，甚至可能不如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巴金等人。但作者的详细论述，至少彻底改变了我的观点。

　　但纵观全书，我感觉颇为支离破碎，似乎不同章节的内容没有很好地整合，某些篇章的内容似乎应该大量取自于其他某本书。这是我长期看书后的感受，作者旁征博引揉化观点，和主要取自于一本书，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书的不同部分的风格肯定不一致。看了后记才知道，我的感觉完全得到了证实。

　　首先，作者说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关于国民性的演说显然更粗糙一些”。显然，作者也认识到这不是一本高水平学术著作。我甚至觉得这是一本愤青水平的书。因为我觉得，对于一国国民性的探讨，除了历史文化、制度等因素，还应该有地理、经济因素，可惜这方面探讨的都不多。尤其是地理因素，历史学有一个重要的“地理决定论”思路，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但我始终认为很有道理。比如在南方人中，湖南人为什么骠悍勇武、热情洋溢但又忧国忧民?这和湖南的山水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四川人同样热情洋溢、讲究袍哥义气但却比较安闲?也和四川的山水有关。虽然作者对中国的地理有探讨，但我觉得远远不够。

　　其次，作者罗列了几十本参考资料，最重要的一本书是《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我觉得他引用的资料或许更有参考价值，因此把我感兴趣的罗列在下面，以后阅读：

　　《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邵建　着，光明日报出版社20**

　　秦晖关于“制度与文化”的系列论述

　　《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徐良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关于我国上古文化的入门著作

　　《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刘厚琴，(本是一篇论文，后来扩成一本书)

　　《论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林家有

　　《蒋介石国民思想述评》，栗建新

　　最后再说一句，我喜欢看张宏杰的书，但作者的出书速度似乎过快了。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的牌子砸掉的。常买书的人(比如我)，往往会注意作者，会把一个人写的书买全(至少也会买好几本主要的)。但如果后来发现作者开始拼凑新书(把原来的文章或书中片段重新排列组合，适当加点新内容再出一本)，或者找人写书(比如吴晓波成立“蓝狮子”)，那么以后对该作者的新书就会非常谨慎了。所以我对社科畅销书的作者一年一本甚至一年几本比较反感，你们不如三年一本，读者看到觉得不错，往往会买以前的书。

　　比如易中天《品三国》火了之后，他以前写的《读城记》、《闲话中国人》、《品人录》等都卖得不错，但他出名后写的《帝国的惆怅》、《易中天读史》都是读书笔记，《我山之石：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等于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扩编，水分越来越大。现在易中天正在出版厚达37卷的《易中天中华史》，明显是想用名气继续创造销量，所以我一本都不会买。同时，我对他的评价已经越来越低了。他的文笔不错，但明显就是想赚钱的，所以在历史上只能是一时之学者，或者“学术超男”，不会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多说了多说了，呵呵。在这个浮躁的世界，说这么多也没用。

篇4：《我在美国硅谷做CEO》的读后感

　　《我在美国硅谷做CEO》的读后感

　　陈一之的《我在美国硅谷做CEO》（中华书局20**年版）写得很生动。我发现自传往往都比较生动，因为自己写自己，真的是轻松自如。陈一之是美籍华人，创建了两家公司，第一家虽然失败，但成功卖出；第二家取得了巨大成功，最后也卖了个好价钱。所以他是创业精英。

　　书中一些感悟和故事很不错。比如陈一之对管理的体会是：管理分权威式和参与式两种。所谓权威式，就是层级分明，而且层级之间的待遇差别较大。优秀的下级经过残酷的竞争，可以逐步甚至快速升级。因此权威式管理培养的是个人的“狼性”，最优秀的人容易脱颖而出。但副作用也很大，就是大多数竞争的失败者对公司没有归属感，需要较高的管理成本。而且，身居高位的优秀者，有可能会打压下面的优秀者，所以最后整个公司容易变成勾心斗角的场所。

　　参与式管理则弱化层级，“官兵一致”。这毫无疑问会发挥群体的积极性，让组织内部的氛围极其和谐，并提高群体的归属感。但是时间一长，群体中的优秀者会觉得自己的贡献和所得完全不匹配，他们或者会变得慵懒，或者会离开自己创业，或者寻求威权式组织，以求一展身手。总之，如果时间一长，参与式管理最终会留下一群平庸者，而整个组织也会走向平庸。

　　因此两种管理方式各有优缺点。但能否找到一种结合两种优点的管理方式呢？陈一之做了努力，不过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否则人类几千年早就找到了，也会存在长盛不衰、最终统一世界的组织。但我们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组织。所以最优的管理方式其实并不存在。人类的各种组织，必然会随着人的生老病死，以及环境的变化，也不断地生老病死。

　　陈一之曾经供职的通用电气，就是权威式管理的榜样。而他后来工作的泰克公司，则是参与式管理的典范。陈一之讲了一个泰克公司的例子：

　　泰克的员工薪酬差不多，而且每年会拿出税前利润的35%分给员工。另外，公司会以极低（亏损）的价格为员工提供餐饮，咖啡费的支付完全靠员工自觉。公司在餐厅的柜台上放了一个小收银桶，员工自愿放入餐饮费。但后来，负责管理餐厅的经理发现收银桶的钱越来越少，就怀疑有人从里面拿钱。这位经理非常气愤，决心找出“内鬼”，于是他在餐厅的天花板上装了摄像头，直接对准收银桶。

　　但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知道后，立刻穿着工作服，亲自拆掉了摄像头。副总裁的理由是：不能因为损失一点小钱，就把大多数员工当贼看。安装摄像头，本身就是对员工的不信任。

　　所以，泰克公司不愧是参与式管理的典范！

　　我个人的理解是：无论什么公司，都需要高级领导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参与式管理，更需要有一个极为杰出的领导人。因为在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智慧之后，他仍然能高高在上，没有高超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因此，参与式管理的领导者（或者几个人形成的领导核心），如果能力杰出，这种组织在一定时期内必然是战无不胜的！

　　曾经的党，如今的华为，就是这种组织的典范（华为是员工持股，不过华为也有相当的权威式管理）。

　　当然，正如我上面所说，任何组织都是有寿命的，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管理方式。华为之所以是华为，是因为有任正非。一旦这个核心退休或老去，华为在保持一定成长的惯性之后，会如何呢？

　　生老病死，是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

篇5：《兴盛与危机之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读后感

　　《兴盛与危机之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读后感

　　读到金观涛、刘青锋发表于1984年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本书，有点相见恨晚的意味。才看到第一章结尾的地方，我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该书开篇提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在质疑了流行的几种说法之后，指出我们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应该从仅仅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系统，用系统论、控制论来分析，并进而提出一个假说：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

　　中国社会从秦汉开始到清末，基本都是大一统的(例外的只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百年间是分-裂的，作者把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结构称为“亚稳定结构”并作了专章分析)。

　　根据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就必须使整体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比如西欧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封建庄园，庄园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高度自足性决定了它们不需要与外界的紧密联系，于是，欧洲封建社会表现为小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那么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地主经济为主，为什么又建立起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系统呢?是谁在担负这个联系纽带的作用呢?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当然不是他们。商人?商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都是被抑制的，力量弱小，同样没有能担负起这个使命。那么是谁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通常称为儒生。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流动性大，组织能力也相当强。秦开始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是组建统一大国必不可少的交通通讯工具和制度，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畅达的通道。从秦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在国家组织上都采用了郡县制，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这便使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一体化结构在抑制国家分-裂方面有如下作用：1、这种官僚组成既能独立处理政事，避免了事事请示上级导致的效率低下的弊端，同时因为有统一的信仰，避免了各自为阵导致国家分-裂;2、儒生是通过知识而非门第进入官僚系统，割裂了与贵族--这封建社会最大的潜在分-裂力量的天然联系，官员与贵族的分离，能较好的遏止贵族势力的崛起;3、而且这种一体化结构有利于限制人身依附关系，譬如说秦代时，从法律上说杀奴的权力已归国家掌握，有效地遏止了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的退化;4、在一体化结构中，武官是被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的，他们往往只有对军队的管理权，而指挥权和统帅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中。

　　有人会问道：号称政教合一的欧洲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大一统呢?教士不就相当于中国的儒生吗?这是因为宗教头目本身就是领主，教士的经济身份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里儒生的割裂于贵族的身份。第二，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教士文化水平低下，无法担当联系纽带这样一个角色，这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儒生。另外，基-督教的国家组织学说很不成熟，这有别于国家学说很成熟的儒家学说。

　　作者接着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和西欧封建社会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中国，国家与个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宗法的家族、家庭。孔子学说中的"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它是联系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桥梁。信奉孔孟圣贤学说的封建儒生，一方面推行儒家学说，维护国家统一，一方面又用孔孟伦理管理家庭，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国是放大化的家，家是缩微的国。那么即使国家政府灭亡了，家庭中的宗法观念仍然延续下去，有利于国家的重新组建。

　　有人会说：既然一体化结构对于大一统这么有用，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频频发生破坏国家机器的起义?这就不得不谈到一体化结构的弊端了。即由于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而产生的庞大的官僚队伍的繁冗与腐-败。腐-败的官僚成了有害于国家大一统的因素，因为它不仅无益于抑制“无组织力量”(作者在书中把所有有害于系统稳定的力量都称为“无组织力量”)，而且自身也会成为无组织力量。官僚机构这架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那么为什么官僚总是要腐-败呢?作者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特权制和低薪制。

　　官僚机制的腐-败使国家政权面临危机，国家必须对此作出反应，而变法是一个集中的表现。由于无组织力量的长期酝酿滋生，所以每个朝代晚期的变法革新都无法抵抗，终归于失败，而朝代前期和中期的改革通常却能较好的延缓朝代衰落的步伐。

　　在变法无力回天的时候，大动-乱应运而生，涤荡了无组织力量，历经战乱而不灭的“家庭--国家”宗法同构意识和秉持着统一信仰的儒生都作为修复力量参与国家的重建了。历史上有着三种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统一的目标：豪门世家利用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的战果，重建政权;农民起义首领建朝称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是无论路径如何，他们在重建朝代之后都必须有上边所说的两个因素参与建设国家政权，政权才能持久。

　　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这样的一种超稳定结构，有自足的调节修复机制，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变动只是在动-乱之间做振荡运动而没有变换国家性质，一直没有能踏进资本主义社会阶段。

　　具体而言，首先，强控制和郡县制严重抑制了工商业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于是替代现行政治结构的潜组织--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生产力繁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而非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形成的大城市，也会迅速被政治的强控制所抑制，那么就无法产生壮大的市民阶层(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意识形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之后，就始终没有分化过，没有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此缺乏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中常常与无组织力量夹杂在一起，频频遭受动-乱的扫荡。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把经济结构中萌发的新因素幼苗摧残了，更重要的是，它还破坏了生产技术发展所必要的积累过程。这种脆性的结构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由于新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力量的不能及时到位，国家组织方式不会发生质变，所以革命之后仍是回到原来的超稳定结构里去。

　　在接下来的第七章，作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分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调节功能受一时不能排除的因素(过于强大的无组织力量，佛教传播和没有接受宗法观念的少数民族的内迁)干扰之后，国家的表现形式：庄园经济发展，地主自耕农经济衰退，人身依附关系增强;国家分-裂;玄学、佛教兴起，儒学旁落。最后由于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原因，排除了大一统的干扰，终于重新返回到超稳定结构。

　　在第八章作者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的结构，解答了诸如为什么儒家学说对建立宗法一体化结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他学说却不能，为什么佛教、基-督教都不能成为实现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结构等一些问题。梳理了儒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努力达成内和-谐[社会观(国家学说)、价值观(伦理、行为准则)、哲学观(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的内在和-谐]和外适应[与社会经济、政治的适应]进程。在宋代理学达到了高峰，形成了一个自足性非常强的系统。由于它非常强的自足性，它就僵化了，同时有很大的排他性。

　　该书的第九第十章则对本书的尝试--以系统论论、控制论来关照历史演化做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并作了数学建模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