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

　　张宏杰的书一贯好看，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年5月第一版)也不例外。题目相当宏大，但是本书的水平和他以前的相比，相差很多。

　　作者用了半本书，详细描写了中国人是怎么从勇武开放走到怯懦犬儒的过程，后半本论述专制的起源和发展，对我来说，大部分内容都知道，简单翻翻就行了。唯一有新意的，我觉得是后面对胡适和鲁迅的论述。作者认为，鲁迅过于理想化，而且过于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一生的思想也经过几次重大转向，而胡适则始终坚持改良，立足中国的实际，为当时的执政党提建设性意见。如果蒋介石做得太过分，胡适也会激烈地批评。但是鲁迅一贯以批评嘲讽为主，却提不出建设性意见。

　　作者对胡适和鲁迅的论述给了我很大教益。最近几十年，尤其是在大陆上，鲁迅的地位被拔得很高，而胡适的地位则低多了，貌似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只会写政论文章的半吊子文人。因此在绝大部人心里，胡适的地位不仅远不如鲁迅，甚至可能不如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巴金等人。但作者的详细论述，至少彻底改变了我的观点。

　　但纵观全书，我感觉颇为支离破碎，似乎不同章节的内容没有很好地整合，某些篇章的内容似乎应该大量取自于其他某本书。这是我长期看书后的感受，作者旁征博引揉化观点，和主要取自于一本书，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书的不同部分的风格肯定不一致。看了后记才知道，我的感觉完全得到了证实。

　　首先，作者说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关于国民性的演说显然更粗糙一些”。显然，作者也认识到这不是一本高水平学术著作。我甚至觉得这是一本愤青水平的书。因为我觉得，对于一国国民性的探讨，除了历史文化、制度等因素，还应该有地理、经济因素，可惜这方面探讨的都不多。尤其是地理因素，历史学有一个重要的“地理决定论”思路，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但我始终认为很有道理。比如在南方人中，湖南人为什么骠悍勇武、热情洋溢但又忧国忧民?这和湖南的山水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四川人同样热情洋溢、讲究袍哥义气但却比较安闲?也和四川的山水有关。虽然作者对中国的地理有探讨，但我觉得远远不够。

　　其次，作者罗列了几十本参考资料，最重要的一本书是《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我觉得他引用的资料或许更有参考价值，因此把我感兴趣的罗列在下面，以后阅读：

　　《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邵建　着，光明日报出版社20**

　　秦晖关于“制度与文化”的系列论述

　　《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徐良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关于我国上古文化的入门著作

　　《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刘厚琴，(本是一篇论文，后来扩成一本书)

　　《论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林家有

　　《蒋介石国民思想述评》，栗建新

　　最后再说一句，我喜欢看张宏杰的书，但作者的出书速度似乎过快了。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的牌子砸掉的。常买书的人(比如我)，往往会注意作者，会把一个人写的书买全(至少也会买好几本主要的)。但如果后来发现作者开始拼凑新书(把原来的文章或书中片段重新排列组合，适当加点新内容再出一本)，或者找人写书(比如吴晓波成立“蓝狮子”)，那么以后对该作者的新书就会非常谨慎了。所以我对社科畅销书的作者一年一本甚至一年几本比较反感，你们不如三年一本，读者看到觉得不错，往往会买以前的书。

　　比如易中天《品三国》火了之后，他以前写的《读城记》、《闲话中国人》、《品人录》等都卖得不错，但他出名后写的《帝国的惆怅》、《易中天读史》都是读书笔记，《我山之石：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等于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扩编，水分越来越大。现在易中天正在出版厚达37卷的《易中天中华史》，明显是想用名气继续创造销量，所以我一本都不会买。同时，我对他的评价已经越来越低了。他的文笔不错，但明显就是想赚钱的，所以在历史上只能是一时之学者，或者“学术超男”，不会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多说了多说了，呵呵。在这个浮躁的世界，说这么多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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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我在美国硅谷做CEO》的读后感

　　《我在美国硅谷做CEO》的读后感

　　陈一之的《我在美国硅谷做CEO》（中华书局20**年版）写得很生动。我发现自传往往都比较生动，因为自己写自己，真的是轻松自如。陈一之是美籍华人，创建了两家公司，第一家虽然失败，但成功卖出；第二家取得了巨大成功，最后也卖了个好价钱。所以他是创业精英。

　　书中一些感悟和故事很不错。比如陈一之对管理的体会是：管理分权威式和参与式两种。所谓权威式，就是层级分明，而且层级之间的待遇差别较大。优秀的下级经过残酷的竞争，可以逐步甚至快速升级。因此权威式管理培养的是个人的“狼性”，最优秀的人容易脱颖而出。但副作用也很大，就是大多数竞争的失败者对公司没有归属感，需要较高的管理成本。而且，身居高位的优秀者，有可能会打压下面的优秀者，所以最后整个公司容易变成勾心斗角的场所。

　　参与式管理则弱化层级，“官兵一致”。这毫无疑问会发挥群体的积极性，让组织内部的氛围极其和谐，并提高群体的归属感。但是时间一长，群体中的优秀者会觉得自己的贡献和所得完全不匹配，他们或者会变得慵懒，或者会离开自己创业，或者寻求威权式组织，以求一展身手。总之，如果时间一长，参与式管理最终会留下一群平庸者，而整个组织也会走向平庸。

　　因此两种管理方式各有优缺点。但能否找到一种结合两种优点的管理方式呢？陈一之做了努力，不过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否则人类几千年早就找到了，也会存在长盛不衰、最终统一世界的组织。但我们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组织。所以最优的管理方式其实并不存在。人类的各种组织，必然会随着人的生老病死，以及环境的变化，也不断地生老病死。

　　陈一之曾经供职的通用电气，就是权威式管理的榜样。而他后来工作的泰克公司，则是参与式管理的典范。陈一之讲了一个泰克公司的例子：

　　泰克的员工薪酬差不多，而且每年会拿出税前利润的35%分给员工。另外，公司会以极低（亏损）的价格为员工提供餐饮，咖啡费的支付完全靠员工自觉。公司在餐厅的柜台上放了一个小收银桶，员工自愿放入餐饮费。但后来，负责管理餐厅的经理发现收银桶的钱越来越少，就怀疑有人从里面拿钱。这位经理非常气愤，决心找出“内鬼”，于是他在餐厅的天花板上装了摄像头，直接对准收银桶。

　　但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知道后，立刻穿着工作服，亲自拆掉了摄像头。副总裁的理由是：不能因为损失一点小钱，就把大多数员工当贼看。安装摄像头，本身就是对员工的不信任。

　　所以，泰克公司不愧是参与式管理的典范！

　　我个人的理解是：无论什么公司，都需要高级领导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参与式管理，更需要有一个极为杰出的领导人。因为在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智慧之后，他仍然能高高在上，没有高超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因此，参与式管理的领导者（或者几个人形成的领导核心），如果能力杰出，这种组织在一定时期内必然是战无不胜的！

　　曾经的党，如今的华为，就是这种组织的典范（华为是员工持股，不过华为也有相当的权威式管理）。

　　当然，正如我上面所说，任何组织都是有寿命的，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管理方式。华为之所以是华为，是因为有任正非。一旦这个核心退休或老去，华为在保持一定成长的惯性之后，会如何呢？

　　生老病死，是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

篇3：《兴盛与危机之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读后感

　　《兴盛与危机之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读后感

　　读到金观涛、刘青锋发表于1984年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本书，有点相见恨晚的意味。才看到第一章结尾的地方，我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该书开篇提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在质疑了流行的几种说法之后，指出我们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应该从仅仅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系统，用系统论、控制论来分析，并进而提出一个假说：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

　　中国社会从秦汉开始到清末，基本都是大一统的(例外的只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百年间是分-裂的，作者把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结构称为“亚稳定结构”并作了专章分析)。

　　根据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就必须使整体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比如西欧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封建庄园，庄园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高度自足性决定了它们不需要与外界的紧密联系，于是，欧洲封建社会表现为小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那么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地主经济为主，为什么又建立起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系统呢?是谁在担负这个联系纽带的作用呢?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当然不是他们。商人?商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都是被抑制的，力量弱小，同样没有能担负起这个使命。那么是谁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通常称为儒生。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流动性大，组织能力也相当强。秦开始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是组建统一大国必不可少的交通通讯工具和制度，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畅达的通道。从秦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在国家组织上都采用了郡县制，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这便使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一体化结构在抑制国家分-裂方面有如下作用：1、这种官僚组成既能独立处理政事，避免了事事请示上级导致的效率低下的弊端，同时因为有统一的信仰，避免了各自为阵导致国家分-裂;2、儒生是通过知识而非门第进入官僚系统，割裂了与贵族--这封建社会最大的潜在分-裂力量的天然联系，官员与贵族的分离，能较好的遏止贵族势力的崛起;3、而且这种一体化结构有利于限制人身依附关系，譬如说秦代时，从法律上说杀奴的权力已归国家掌握，有效地遏止了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的退化;4、在一体化结构中，武官是被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的，他们往往只有对军队的管理权，而指挥权和统帅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中。

　　有人会问道：号称政教合一的欧洲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大一统呢?教士不就相当于中国的儒生吗?这是因为宗教头目本身就是领主，教士的经济身份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里儒生的割裂于贵族的身份。第二，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教士文化水平低下，无法担当联系纽带这样一个角色，这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儒生。另外，基-督教的国家组织学说很不成熟，这有别于国家学说很成熟的儒家学说。

　　作者接着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和西欧封建社会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中国，国家与个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宗法的家族、家庭。孔子学说中的"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它是联系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桥梁。信奉孔孟圣贤学说的封建儒生，一方面推行儒家学说，维护国家统一，一方面又用孔孟伦理管理家庭，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国是放大化的家，家是缩微的国。那么即使国家政府灭亡了，家庭中的宗法观念仍然延续下去，有利于国家的重新组建。

　　有人会说：既然一体化结构对于大一统这么有用，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频频发生破坏国家机器的起义?这就不得不谈到一体化结构的弊端了。即由于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而产生的庞大的官僚队伍的繁冗与腐-败。腐-败的官僚成了有害于国家大一统的因素，因为它不仅无益于抑制“无组织力量”(作者在书中把所有有害于系统稳定的力量都称为“无组织力量”)，而且自身也会成为无组织力量。官僚机构这架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那么为什么官僚总是要腐-败呢?作者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特权制和低薪制。

　　官僚机制的腐-败使国家政权面临危机，国家必须对此作出反应，而变法是一个集中的表现。由于无组织力量的长期酝酿滋生，所以每个朝代晚期的变法革新都无法抵抗，终归于失败，而朝代前期和中期的改革通常却能较好的延缓朝代衰落的步伐。

　　在变法无力回天的时候，大动-乱应运而生，涤荡了无组织力量，历经战乱而不灭的“家庭--国家”宗法同构意识和秉持着统一信仰的儒生都作为修复力量参与国家的重建了。历史上有着三种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统一的目标：豪门世家利用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的战果，重建政权;农民起义首领建朝称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是无论路径如何，他们在重建朝代之后都必须有上边所说的两个因素参与建设国家政权，政权才能持久。

　　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这样的一种超稳定结构，有自足的调节修复机制，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变动只是在动-乱之间做振荡运动而没有变换国家性质，一直没有能踏进资本主义社会阶段。

　　具体而言，首先，强控制和郡县制严重抑制了工商业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于是替代现行政治结构的潜组织--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生产力繁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而非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形成的大城市，也会迅速被政治的强控制所抑制，那么就无法产生壮大的市民阶层(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意识形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之后，就始终没有分化过，没有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此缺乏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中常常与无组织力量夹杂在一起，频频遭受动-乱的扫荡。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把经济结构中萌发的新因素幼苗摧残了，更重要的是，它还破坏了生产技术发展所必要的积累过程。这种脆性的结构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由于新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力量的不能及时到位，国家组织方式不会发生质变，所以革命之后仍是回到原来的超稳定结构里去。

　　在接下来的第七章，作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分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调节功能受一时不能排除的因素(过于强大的无组织力量，佛教传播和没有接受宗法观念的少数民族的内迁)干扰之后，国家的表现形式：庄园经济发展，地主自耕农经济衰退，人身依附关系增强;国家分-裂;玄学、佛教兴起，儒学旁落。最后由于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原因，排除了大一统的干扰，终于重新返回到超稳定结构。

　　在第八章作者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的结构，解答了诸如为什么儒家学说对建立宗法一体化结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他学说却不能，为什么佛教、基-督教都不能成为实现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结构等一些问题。梳理了儒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努力达成内和-谐[社会观(国家学说)、价值观(伦理、行为准则)、哲学观(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的内在和-谐]和外适应[与社会经济、政治的适应]进程。在宋代理学达到了高峰，形成了一个自足性非常强的系统。由于它非常强的自足性，它就僵化了，同时有很大的排他性。

　　该书的第九第十章则对本书的尝试--以系统论论、控制论来关照历史演化做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并作了数学建模的尝试。

篇4：《环境经济学》的读后感（二）

　　《环境经济学》的读后感（二）

　　经济学，是一门探求如何作出选择的科学。如何选择，要看有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环境的经济哲学态度无外乎三种，选择环境、改变环境和适应环境，但这三种态度却有着不同的经济哲学。

　　“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选择环境的经典案例。当环境不适合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时候，换环境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抉择，但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一定要慎重。不是有一种观点这样说吗：“树挪活，人挪死。”一个人换环境后，他（她）在原环境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人脉、工作经验等资源几乎都将只能成为历史的回忆。

　　有些环境是不能选择的（比如出生环境），那就努力去改变环境吧。通过改变环境才能真正体现我们的价值，实现我们的追求。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或想着换环境。人类历史也是一部改变自然战胜自然的历史。改变环境有时是需要付出努力、代价甚至牺牲的，但只要是为了正确的和有价值的目标或理想就是值得的。

　　有些时候有些环境仅凭一人之力是无法左右的，那就只能适应了。适应环境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去适应。虽然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适者生存嘛”，生存下来是第一位的。但我们也不能仅为了生存而无原则地去改变自己，这样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有自己的信念和坚守，就像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写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另一种是消极地去适应。就是仅为了生存和一己私欲而无原则的改变自己，就像随波逐流的浮萍。

　　选择环境体现了睿智，改变环境体现了追求，积极地适应环境体现了坚守，消极地适应环境体现了懦弱。

篇5：《土地经济学》的读后感（二）

　　《土地经济学》的读后感（二）

　　阅读了《土地经济学》让我受益匪浅，尤其是对于土地可持续利用方面。

　　首先，让我们争取认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相关知识。土地资源的基本内涵是，既要满足当代人对土地的需求，又要保证今后长远发展对土地的需要。具体讲就是土地资源要高效持续利用，同时又与社会其他资源相配合共同支撑经济、社会的全面持久发展。而土地可持续利用包括了以下的基本目标：一、土地资源配置与土地资源的总量稀缺性高度一致。二、土地资源的质量组合与土地资源禀赋相适应。三、土地资源利用的时间安排与土地资源供给的时序性相协调。四、土地资源配置应当考虑各地区的差异与特点。总之，土地可持续利用，要求土地资源配置在数量上具有均衡性，在质量上具有的级差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空间上具有全局性，从而实现自然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的统一。

　　现在，让我们了解土地可持续利用存在的问题。中国土地可持续利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土地质量不断下降。主要体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地盐渍化、土地生产力低等。二、耕地资源不足，人均耕地减少，粮食供给压力增大。三、土地数量不断减少，土地用途发生变化。四、土地污染。主要包括物理污染、化学污染、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

　　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除了对农业用地，建设用地，林地等进行充分的规划，应该同时包括城乡、区域一体化的规划内容，充分考虑城乡和区域整体的土地资源优势和问题，制定可持续的发展的土地利用方针。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布局主要包括：1、调整城市建设用地结构。2、农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顺德通过改造旧城镇、旧厂房和旧村居的“三旧”改造，盘活土地资源，实现建设用地的二次开发利用，推动产业升级、城市转型和环境再造。另外，必须科学有效地增加土地利用价值，进一步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挖掘区域资源潜力，加快实现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的根本转变。

　　开展土地整治，改善生态环境主要体现在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来进行土地污染防治。另外，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土地的利用可持续发展。

　　对于土地制度落实不到位，政府应该做好土地制度的完善。通过健全土地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对于耕地给以最严格的保护。尤其是建立基本农田保护机制，进一步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综上所述，针对土地可持续利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实现土地利用的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