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几个问题

总之,城市总体规划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城市总体规划,可想我们全国各地的城市发展战略从何而来?城市总体规划及其编制管理者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无名英雄。在西方国家,城市总体规划被称之为Comprehensive Planning 或 Master Planning,也就是指此类规划具有其他规划无法取代的综合调控性质。

正因为总体规划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对它的修编也格外重视。

二、当前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的若干盲目性

城市总体规划在保证我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健康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主流是好的,这一点要肯定。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当前高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一些城市领导也存在着某些急躁情绪,一些地方在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存在着若干的盲目性,这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高速城镇化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流派蜂拥而来的大潮,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更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分析研究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我觉得,我们有不少的城市规划修编都存在轻重不同的某些盲目性问题。当然,城市规划总体上是健康的,但是盲目性也不能否认和忽视,哪怕95%是好的,存在5%的盲目性,也会对我们的第一资源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应该为了人民的利益尽可能追求完美。

当前,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在全国总共661个大中小城市中,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有30多个城市要建CBD.这是曾培炎副总理在昨天的座谈会上总结的。我想真正要建CBD的城市数字可能翻一番还多。CBD的概念当前在国际上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是Business Park,即商务公园的概念,对跨国公司才有吸引力。高楼林立的集中商务区概念已经不倡导了,但我国现在不少城市领导人还盲目热衷于CBD.今年5月份在南京开了一个CBD的国际研讨会,居然有400多人到会,如按一个城市来2个人算,就有200个城市,可见CBD的热度仍很高。一座城市要得到全球的认可当然重要。但在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有的城市会成为城市网络的节点而得到繁荣,有的会被边缘化而失去发展的动力。所有城市都向区域的中心挤,向网络化的节点上挤,显然是不现实的。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座城市要取得国际的认可,就要有特色的城市文化、特色的城市风貌、特色的城市产业,以特取胜,而不是盲目地拔高城市的定位,或克隆国外大城市上世纪初流行的CBD.

二是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确实像两位领导所说的那样,要准确预测城市未来的人口规模是极其困难的,城市规划师不是算命先生。特别是城镇化的高速发展,20年以后城市人口规模到底是多少更难预测。那么为什么又要重视城市人口规模呢?这不是矛盾吗?但是正因为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所以这种扩大人口规模的冲动就越来越强了。原来地方政府是“跑部钱进”,现在不要钱了,也不要项目,就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这既有客观的体制策动,又有主观的盲目性。

三是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片面地认为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就是城市生态良好。其实,多组团与单核心的城市布局适应的条件是不同的。多组团布局适应于规模非常大的城市,一般是市区人口规模超过150-200万人的城市才会考虑多组团。多组团又适合于发展非常快的城市,像深圳那样9个组团并列同时发展,这在世界城市史上是罕见的。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对城市发展空间盲目地进行多组团布局,首先将导致城市集聚效应的大大降低;其次是能耗大增,土地利用效益下降;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成本成倍增加。我们所说的另一种多组团布局,主要是针对那些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主张采取双核心城市的模式,新建区游离于古城之外,互相不要干扰,不要多个中心重合。对于像上海、北京等超大型城市,我们主张多中心。这一次北京总体规划修编中,确定了“两带多中心”的空间布局。对于一般的中小城市,我们还是主张单核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按照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走向,发展交通走廊式线状城市或者根据地型地貌发展指状式城市,这比盲目地多组团式的城市布局要好得多。对于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不要盲目追求,而是要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产业制宜。

四是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一些地方领导对外宾介绍自己所在城市时非常骄傲,有2、3千年的建城史,但是我们却无法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痕迹。老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众多文物古迹聚集的聚宝盆。大部分西方国家对在二战期间被炸平了的城市古建筑,都按照原风貌重新建起来,现在获得了巨大的观光收益。相当多的城市,6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无烟工业,来自于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那我国50年以后还能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呢?也许来自国外的游客看到我们许多城市将来就变成这样了:站在高楼往下望,世界各国的建筑都有了,唯独没有中国风格的建筑,没有本地风貌的建筑。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和创造城市的特色?许多人认为,西方建筑之所以能保存至今,是因为它们的建筑

五是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片面强调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规划建造大马路、立交桥和拓宽旧街道。决策者们是坐小汽车的,他们希望能加快行车速度,以至于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个别南方城市还对取消自行车道予以立法。现在,西方所有的城市都恢复了人行道、自行车道。耗能最低的城市是一个可步行的城市Walkable City,而我们现在有的城市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国本是一个自行车大国,而现在发生的一些事件却是很有讽刺意义,上海有几个白领人士告诉我,他们一天要开2、3个小时的车(大部分是堵车时间)为了锻炼身体,下班后先开车到健身房,骑假的自行车1小时,再开车回来。我们的城市道路宽度远远比欧洲这些国家的城市道路宽得多,为什么没有组织好交通?主要是路网不够而不是城市的道路宽度不够,消灭绿化带、人行道、自行车道来确保小汽车畅通,是再愚蠢也不过的事。西方多数城市为了保证公交车、自行车畅通,正在纷纷压缩一般机动车道的宽度,从需求上控制私人小汽车的使用以达到整体节能的目的。

六是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片面强调功能单一的各类园区。西方国家在100年前就曾经发展过功能单一的工业城和卧城(Sleeping town),后者仅用于居住,上班又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期的城市可谓是焦炭城,工业区污染非常严重,居住与工业必须分开。而我国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在城市中发展的是低污染、劳动力密集、低耗能的工业,这种工业用地完全可以与居住或其他用地混合。西方国家现在强调的就是土地混合使用模式,这样可以做到节地、节能、节材和减污。西方的城市规划中提出了土地混合使用和推行绩效规划(Performance zonning),意思是什么呢?规划对一个建筑的使用功能的强调是弱化的,但对建筑所带来的噪声、污水排放、废气的排放三个指标则是严格限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新型工业、IT产业与居住、商业、教育混合在一个地方,从而做到就业与居住就地平衡,没有“钟摆式”交通的弊端,这是最节能的城市。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节约型城市,为什么实际工作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呢?我们应该把各类开发园区与城市新区和卫星镇建设统一起来,不能变成两张皮。

七是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昨天有报道说,我国西部某一缺水的城市,在城市外围开挖一个人工湖,其面积比西湖还大5倍,何必呢?有的城市在容易发生洪灾的地方填河变路,按理泄洪疏导都来不及,却把河填掉,变路了;风貌单一的城市劈山为地,城市内部或周边山丘及其绿化本来应该是由城市规划严格保护的,用于引景入城或供市民休憩的公园,少数城市却把山推平等等,这些都是违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的。一些地方领导想为官一任,就应该在地球上留下烙印,思路错了就变成了遗臭,这也玷污了我们当市长的名声。虽不是说大多数市长都是这样的,但661个城市中有几个市长有这样片面的认识也是非常糟糕的。

八是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中央领导再三强调市长是城市规划的第一责任人。有些市长或书记就这样认为,我既然是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有绝对权力修改规划。这麻烦就大了。有的城市一换届,书记、市长就急于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锦涛同志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上指出,城市规划一定要有严肃性、权威性。但是他讲的严肃性、权威性是指法的权威、法的严肃,而不是指个人的。城市规划第一责任人是市长,指的是规划搞得不好,市长要受到处罚,不是说你真的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而是负有责任。当然,市长也有相应的权力,一般城市规划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市长,这说明权力和责任是平衡的。

城市总体规划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修编过程中,面对城镇化高速发展形势和法制还不健全、人们道德觉悟还不那么高的现实背景,出现了以上八个方面的盲目性。尽管这些盲目性只出现在局部地区、或者说是少数个人行为,但是正因为城市总体规划是第一资源,所以在这个环节发生错误影响就大了。总体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建设的错误往往是难以弥补的。

三、纠正总体规划修编盲目性的基本策略

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总的来说是要根据家宝同志在总结北京总体规划修编成功经验时提出的“政府组织、专家领衔、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进行。

第一,明确修编的原则。修编城市总体规划的原则是什么?培炎同志在昨日的讲话已讲得非常透彻,主要应遵循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的原则;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原则;城乡互动、区域协调的原则;资源集约最大化的原则;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原则;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原则等。这些原则都应该在总体规划修编的过程中加以坚持。

第三,突出规划的强制内容。强制内容是规划的底线,但是强制内容的范围应该减少,不能搞得太多,而且有些规定的强制内容可以授权省厅进行调整,各省根据不同性质的城市(是否历史文化名城)有所增舍。强制性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规划区的范围。规划区实际上是一个规划调整圈,规划区范围的扩大是保护区范围的扩大,是规划管制范围的扩大,是为了保证城市健康发展的需要,这一点很重要。现在,规划修编中的城市规划区的范围都在扩大,这是正常的。北京市现在的总体规划的规划区范围含盖了所有的行政区,把西边的山地全部划入规划区范围,就是为了保护山地。如果不把山地纳入规划区范围之内,失去规划的管制就会导致在山区乱砍树、乱建房或开山炸石。所以,家宝同志反复强调北京的山是要保护的,山是北京的一个城市特色。为了保山,把山也划入规划区,这是很对的。

二是禁止开发的地区,一定要严格划定。经科学划定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应该是禁止开发的。我们希望这些基本农田都应该是科学划定的,不能在现在的规划区外围简单地再划一个圈就是基本农田了,这是不对的。三是风景名胜区、湿地、水源保护地、地质灾害带等都应该作为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用地一定要留出来。像合肥的总体规划,我觉得其设想还是比较好的,规划中的6个污水处理厂,分散布局、中水就地回用,这就是资源节约型的总体规划思路。五是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的界线。六是生态治理的目标和防灾工程。强制性内容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底线,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骨架。底线是不可轻意改变的。如果要改变,必须要通过严格的程序。所以,对于总体规划的修编审批,应该突出强制性内容,减少对一般指导性内容的审查,从而保证编制审批的及时性和科学性,提高对城市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力度。这对我们城市的健康发展是很有利的。

第四,注重专家领衔。不论是在总体规划修编前的专题研究,还是规划编制结果的审查,都要注重专家领衔。专家要领衔规划编制的全过程,规划的跟踪研究、监督检查也要由专家领衔。任何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都要由其规划审批机关相对应的部门派出或指定一些专家检查把关。如总体规划由省政府审批的,就由省建设厅指定派出三分之一以上的专家到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的规划把关。现在有这么一种倾向,一些城市的书记、市长为了使体现其个人意志的规划得以通过,就有所选择地找若干专家,像风景区规划的会审就找旅游专家来,这样当然就容易通过了。

打个比方,一只熊猫生病了,需要请专家来救治,结果请来了一个美食专家,美食专家能对生病熊猫的救治出什么高招呢?炖汤。你说这样的专家能为规划把什么关?所以,规划编制与审查应该以城市规划类专家为主体,吸收其它方面的专家参加,绝对不能请不懂行的专家来评审或修订城市总体规划。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如深圳市近年来准备搞一个城市内部的污水处理方案,邀请了单一的水利专家来做,结果搞了一个污水大搬家的方案,投资额达几百个亿。城市规划专家和污水处理专家们都表示反对。一次次的研究讨论,足足搞了一年零五个月,花了几千万元。最后由钱正英带队的综合型专家队伍来了,认为水利部门原来搞的规划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对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审定来讲,必须以城市规划专家为主,再结合其他专家共同领衔审查。组建以城市规划专家为主体的城市规划委员会,不论对保证总体规划的修编质量,还是提高对城市重大基础设施论证研究的科学性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第五,强调持续研究。这是曾培炎同志在昨日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每个城市都要有1、2个或者3、5个重点研究的课题。而且每一轮总体规划的修编都有1、2个研究的侧重点。新一轮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解决城区空间有机分散布局的问题。因为北京是一座超大型城市,主城区人口已经超过了900万人口,必须建立若干卫星城分流人口,所以提出来“两带多中心”的布局,这就是本次规划修编的核心。如再不进行空间分离的话,那北京此次的总体规划是失败的。为解决北京的空间布局问题,在开始进行总体规划修编一年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就召集了一些专家进行了北京空间形态的专题研究,提出了“两带多中心”方案,这就是一个持续研究、重点研究的结果。只有进行超前的重点研究,才能使得整个规划的修编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第六,倡导部门合作。部门合作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相关部门要协同,合作与服从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强调城市规划法是基本法之一,要求所有的单位都要服从规划法。规划修编内容涉及铁路、交通、航空、军事机关等部门,在规划的讨论、修编过程中,

二是要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相协调。大家之所以认为河北省的经验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山东、河北都采用了这种办法。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这两个规划,既要强调规模上的协调,更要强调布局上的协调,只有空间布局上的协调才可以把建设用地、基本农田协调起来。任何一种制度,它的成熟都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制度,在西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也有50年的历史。我们的院校培养规划专业本科生,院校专业设置要花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工程科学和社会制度,起码得到了有50年历史的院校相关专业的培养制度的支撑、法规的支撑、人才的支撑。如果这些都没有,光是订出一个制度来,发一个文件,叫各地执行,后果是非常糟糕的。现在是不同成熟程度的制度在碰撞,这就需要我们具备高度的政治技巧,高度的协调能力。我们主张在省一级统一协调比较好,因为省以下的土地是统一管理的,在这个层次上进行协调比较有意义。对此,建设厅要主动,建设部当然也负有一定责任,你们提的意见都有合理性。所以倡导部门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第七,优化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一种民主化制度,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地吸收民智来保证规划修编的科学性。总体规划作为一种法定的规划,必须要有全体市民的监督和拥护。所以说我们主张规划研究成果公示、规划的多方案公示、规划的结果公示,而且要组织专家、群众对话。群众的意见采纳与否,其原因也要公示,规划审批以后再公示。这里强调专家与群众对话是吸收民智、引导民主最好的途径,专家领衔与公众参与两者是可以相互强化的。

第八,强化监督检查。我们要缩短规划的审批周期,严格专家把关,严格部际评审,但更重要的我们要推行规划督察员制度,同时还要布置规划的效能检查。同志们都要求进行一次全国的规划法检查,所以,我们这一次将联合监察部对全国的规划进行一次效能检查,实际上也就是一次城市规划执法检查,希望各个省厅和市长高度重视。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是否依法修编和执行规划、行政领导是不是越权干预规划、相关部门是不是协同实施规划,同时要检查到底是谁在挑战规划法。当然我们也要检查城市规划的审批流程是不是公开、公正、廉洁、高效。

总之,我们应该通过以上八个方面的措施来纠正少数地方、少数同志在规划修编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希望大家能够把思想统一到两位领导的讲话精神上来,回去以后既要充满信心,又要脚踏实地,更要抓住机遇,把我们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做得更好!

篇2：城市规划基本理论知识

城市规划　( Urban planning )
　　指预测城市的发展并管理各项资源以适应其发展的具体方法或过程，以指导已建环境的设计与开发。传统的城市规划多注意城市地区的实体特征。现代城市规划则试图研究各种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土地使用模式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并制订能反映这种连续相互作用的规划。城市规划通常包括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在一些大中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之间增加城市分区规划。

总体规划　( Comprehensive planning )
　　指综合性的城市规划。是确定一个城市的性质、规模、发展方向以及制订城市中各类建设的总体布局的全面环境安排的城市规划。总体规划还包括选定规划定额指标，制订该市远、近期目标及其实施步骤和措施等工作。

详细规划　( Detailed planning )
　　在中国，按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对城市局部地区近期需要建设的房屋建筑、市政工程、园林绿化等作出具体布置的规划，为建筑设计提供依据。内容包括：选定技术经济指标，提出建筑空间处理要求，确定各项用地的控制性座标、建筑物位置与标高等。

城市分区规划　( City district planning )
　　在中国，指根据已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所做的市内各局部地区的规划。各区按不同的功能和性质，有各自的规划。

功能规划　( Functional planning )
　　对某些领域[如运输、住房和水质]的需要或活动定出目标，政策和工作程序的规划，通常由政府制订。

住房建设规划　( Housing program )
　　指制订出若干年内分年度建造住房的规划，包括居住区和住房建造的数量以及居住水平等多项指标。

实体规划　( Physical planning )
　　为开发或改造一个地区而预先做出的设计，把现有一切自然和人为的物质条件纳入规划，加以全面考虑，包括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最佳开发战略等。

城市性质　( Designated function of a city )
　　在中国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根据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的主导因素确定它在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竖向规划　( Site engineering )
　　对建设场地，按其自然状况，工程特点和使用要求所作的规划。包括：场地与道路标高的设计，建筑物室内、外地坪的高差等，以便在尽少改变原有地形及自然景色的情况下满足日后居住者的要求，并为良好的排水条件和坚固耐久的建筑物提供基础。

城市设计　( Urban design )
　　指确定一个城市的活动与目标的总体空间布局，使其具有吸引力并使人感到赏心悦目。城市设计复杂过程中在于以城市的实体安排与居民的社会心理健康的相互关系为重点。通过对空间及意象的处理，创造一种物质环境，既能使居民感到愉快，又能激励其社区精神。

城市景观　( Cityscape )
　　城市中由街道、广场、建筑物、园林绿化等形成的外观及气氛。

国土规划　( Territorial planning )
　　为了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中国领土以内地上、地下、海洋或大陆架的自然、人力和经济资源而编制的最高一级[在区域规划之上]的规划。

建规设场地划　( Site planning )
　　为某一地块的建设所准备的设计和平面布置图、说明书及工程细节，包括对设施的位置、标高、排水、市政设施、道路、人行道、停车场、绿化等细节的考虑。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Cultural Cities )
　　指对具有历史、地理、文化和考古等价值的城市进行的保护。国务院批准确定一些城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并有指令性文件，一经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后，该城市的总体规划，包括土地利用、工业和点、建筑风格等，都必须以保护其传统文化为主要目标。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确定北京、西安、扬州、苏州等二十四个城市为历史文化名城。

城市人防规划　( Civil defense planning )
　　在中国，指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内容包括：必不可少的地下设施及其防空通道及安全出入口等的布置，与地面以上建筑物及地下管道网的协调。这些构筑物平时可用作餐室，尤其是电影院、剧院建筑物的自然冷却系统的冷风源。

城市防灾规划　(Disaster planning )
　　城市规划中为抵御地震、洪水、风灾等自然灾害保护人类生命财产而采取预防措施的规划的通称。

城市抗震规划　( Seismic planning )
　　城市抗震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内容包括：确定城市建设的抗震等级，工程设计的抗震烈度，从地震角度考虑划分可建和不可建用地，建筑物高度，体形与层数的限制，疏散通道，地下建筑的利用，次生灾害的防止及补救措施等。
临界分析(门槛理论)　( Threshold analysis )
　　对于在城市成长过程中某些限制其发展的极限或障碍的研究。根据由波兰人B.马利兹所提出的临界分析理论，这种极限称为发展的临界。可分为实体上的，指由自然环境造成的；技术上的，指与基础设施系统有关的；结构上的，指城市中某些部分(如市中心)需要重建。该方法力图通过造价的比较，和对城市扩充的各种可能途径所造成的人口数量的比较，找出最经济的途径来克服一系列极限因素。

用地平衡　( Land use banlance )
　　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按土地的使用

土地使用控制　( Land use controls )
　　指对于各种建设的土地的一些限制性规定或措施。控制的办法有土地区划法、全面环境限制和执行有关规定等。

土地利用规划图　( Land use plan )
　　在美国，指对一个社区或类似范围内日后的发展所做的规划图，其中标明用于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公共活动区或其他用途的土地的大小和位置。土地利用规划图常是确定具体区划的基础。

土地利用调查　( Land use survey )
　　在美国，指对某一些地区内不同类型的土地开发及使用情况的详细检查。是总体规划工作的一环。

城市用地评价　( Land use assessment )
　　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对城市土地的可行性、用途、需要投入的资金，以及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城市生态平衡的影响所作的评价。

商业网点　( Commercial network )
　　指中国城市中商业与服务业机构的网络。一般按分等分级[例如市区和小区级]设置的原则，即在全市或一定地域范围内布点，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并确立每个点的作用与经营范围，以及点与点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商业网点的规划是总体规划的一部份，其经营服务内容有副食蔬菜店、零售商店、药店、邮局、储蓄所等等。

城市改造　( Urban redevelopment )
　　利用来自公、私财源的资金，以不同的方法，对旧城进行改造，尤其是在实体方面，包括建造新的建筑物，将旧建筑修复再利用或改作它用，邻里保护，历史性保护及改进基础设施等。

地形测量　( Topographic survey )
　　将某一些区域的地形和实物特征加以测量并绘制成地图，以表示其相对位置和标高。

区位理论　( Location Theory )
　　试图解释决定经济活动分布状况的动力和因素的一种经济理论，尤其是关于公司企业、农业、市镇及市镇内居民的空间分布形态等。中心地带理论和同心区理论是区位理论的一部分。

城市规模　( City size )
　　通常指城市的人口数量。有时以城市用地面积为辅助标志。在中国，人口超过一百万的为特大城市(常为省或自治区的重要城市/或首府)，人口在五十万至一百万以下的为大城市；人口在二十万到五十万以下的为中等城市；人口在二十万以下的为小城市。在美国，为人口普查的需要，人口超过二千五百人者称为城市，在二千五百人以下者称为地方。

天际线　( Skyline )
　　由许多高大的建筑物在天际形成的轮廓。为现代化大城市的一个特色，如纽约。

空间布局　( Space planning )
　　为提供满足人们居住、舒适和娱乐要求的空间而对建筑物内部的面积使用所做的设计工作。

城市网络 　( Urban network)
　　在某一地理区域内所有城市相互之间和它们与周围农村地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包括与区域以外其他城市地区的关系。

临街面　( Frontage )
　　1、一块土地或房产临街的一面；
　　2、土地房地产沿街的地界长度，以英尺或米度量。如五十英尺长的临街面。

古建筑保护　(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
　　在中国，指对有历史价值的古代宫殿、寺庙、民居、工程构筑物等进行的保护。其中一部分位于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如北京的故宫，一部分则不在其中，如河北省的赵州桥以及各地的民居等。国务院对古建筑保护有专门的指令性文件。
文物古迹保护　(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landmarks and sites )
　　在中国，指对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古迹，无论出土与否，进行的保护，包括墓葬、古代遗址、古刻、工程设施等，如北京的明陵、甘隶省敦煌的石窟。国务院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按国家、省、市、县分级，分别确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有指令性文件。

历史性建筑保护　( Historic preservation )
　　在美国，指对旧建筑物的修复和重新使用，既是保护国家建筑遗产的手段，又是建造新建筑物的替代办法。1966年的美国国家历史保护法案授权国家园林局拨款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市区，遗址和建筑物。

风景名胜保护　( Conservation of scenic spots )
　　在中国，指对于优美的自然风景区，包括名山、大川、名泉、瀑布、石林、溶洞等和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名胜进行保护。国务院有加强风景名胜保护和加强管理指令性文件，各城市还对于在风景名胜区附近的建设如道路建设、建筑高度、建筑造型与风格等作限制性规定。

历史性市区　( Historic district )
　在美国，指城市中被正式确定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的部分，该地段不得拆除，必须加以保护并提高受保护产业的价值。
绿　带　( Greenbelt )
　　指围绕城市，由园林和农田等组成的带状地区。一般由官方机构规定，用以限制城市的扩展，防止人口稠密的建成区之间连成一片。

篇3：城市规划普遍性原则

我相信城市不会整齐划一,因为是人根据自己的概念建设了城市。这个概念在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地方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城市的模式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空间的方式与文化、文明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之间都有区别,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区别就更大。因此,没有一个模式是绝对比其他要好的。

在美国,城市的空间尺度过大不适宜人类生活其中,但正是它的巨人症形成了纽约和芝加哥的迷人之处。因为尽管有巨人症,还是可以在这些城市里步行散步。实际上,真正的美国城市是洛杉矶、休斯顿和迈阿密,因为距离的缘故,所有的走动都只能靠车,甚至是在市中心。在类似的城市,所有对空间的感觉都被稀释了,这对欧洲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在欧洲,空间的意义是绝对至关紧要的,北方更抽象些,南方则更感性些,却都存在于任何地方。正因为这点,我认为城市主义是一种地方艺术,不能不加以区分地在任何地方运用。
我们欧洲人有一种非常强势的城市文化,非常强也非常古老。欧洲城市数千年来一直是个一体化的地方,在这里不同类型的人们用各种方式接近来往,教堂在宫殿旁边竖起,宫殿成为车间、商店甚至医院的邻居。若要根据传统,把地域划成功能严格区分的不同区域对我们来说是无法忍受的。美利坚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民族,比我们更容易接受活动隔离、居住隔离的状况,但这种隔离的残忍却会让我们愤慨。

美国的城市不仅仅规模大,它们的结构与我们的城市也完全不同,一个个超高密度的商务区和一系列的摩天大楼,周围是那些“卧城”,上班族们每天晚上都要回到那里。日本的城市则不同,海洋性的,低矮的房子间穿插着巨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时而有一些高大的建筑群、商务区或者行政中心。我们没有理由来复制这样的方式,欧洲有它自己的建筑和城市传统,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传统建造属于自己的未来城市。这并不是一个高级的或者低级的传统,仅仅是一个适合这个大陆的方式。

欧洲城市的建筑元素根本上有三个:
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功能的混合;
第二,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充分尊重其个性;
第三,是公共空间的质量和审美。

根据我们做的关于体积和内部空间感的分析以及关于动力、节奏、等级的分析,所有这些建筑元素对欧洲来说都是有效的,对美国或者亚洲就差很多。

功能的混合,人的等级,公共空间——这是三个非常简单的普遍原则,我认为不但稳定而且非常适用。形式有自己的寿命,这些普遍性原则比那些形式更永久。不仅仅是当前,它甚至与我们的城市观也是紧密相联的。对于欧洲来说,我觉得任何想摆脱它们的努力都会失败。
当然,并不是因为要保存地方特性就必须拒绝外来影响。这些影响在没有霸权主义的情况下经常是有益的。比如,美国人就日益趋向在他们的城市设立中心区域。而在日本,目前则比较流行意大利式。日本的在同一个地方低矮建筑与摩天大楼共存的原则,我在做科拜市城市规划项目的时候也研究过,我认为在考虑欧洲式空间观的情况下,在法国的某些地方也可以适用。

尽管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建设都遇到了困难,我认为还不能说是世界性的危机。大城市永远都存在问题,永远不会变成天堂。但无论如何,不能将发生在欧洲的情况与拉美的情况直接进行比较。
当然,出于对现实的考虑经常会减少行动范畴。但对建筑师来说,为了将来,不管是否愿意,创造都应该从传统中汲取养分。

篇4：城市规划郊区化政治

21世纪初的中国,买车和买房成为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消费欲望的核心。而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房,不但牵涉市场范围的界定,更是塑造品味和区分阶级的大工程。一种思考的基调是,高增长的中国将沿着(幻想中的)美国的道路前进,中产阶级生活的内容风格色彩气味都将有一番现代化的变革。20**年北京,一汽的奥迪新款车型,地产商在郊区通州推出的“康城”Town House,同时请了崔健作宣传。中国人向来喜欢城市中心的便捷。“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其实包含了素朴而精确的房地产思维——区位的价值远大干建筑物本身!要说服消费者把目光转向郊区,自然需要先做一套文章,描摹一幅崭新而动人的生活图像。这个“新”生活不但充满了town house等没有中文翻译的商品名称,还要动用崔健这个革命标签。的确,制造和消费新商品都需要勇气。在这个尚未成型的新兴市场,地产商和广告人都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而,标榜城市风格的《新周刊》则登载了“暧昧的郊区”一文,嗟叹中产阶级的郊区其实尚未打造成功。原本以为“郊区化”意味着花园洋房,汽车代步,但在郊区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定位不明确的情况下,置业郊区倒成了与“城郊结合部”流动人口和贫民窟为邻的尴尬局面。为什么“郊区化”是美好的许诺,“城郊结合部”却是难解的陈疴?郊区暧昧在哪里?是产品不如好莱坞电影提供的商品目录,还是在楼市泡沫阴影下不确定的房地产价值?

郊区化最简单的定义是,城市人口向郊区分散化的过程。至于为什么要分散、分散的形式、社会效应和文化意涵,则在不同的经济政治脉络里有不同的内容。回到历史的争议中,这个分散化的过程,始终联系着对城市和郊区两种生活方式的想像和实践,探索和妥协。城市代表了文明、就业机会、生活设施的便利和人群集聚带来的丰富活动——例如,阿城说,他沮丧时就去闹市张望美女。但如此的市声喧哗也伴随着拥挤、噪音、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而郊区,代表了人们对已然失去的田园生活的向往——比较新鲜的空气,比较多的绿意,比较宽广的生活空间。英美的郊区化,起源于远离城市病的一个逃逸过程。这个郊区大逃亡能否成功,关系着城市规划理论家的种种梦想和辩论,也牵涉国家政策的干预,以及实践过程中各种利益的冲突交锋。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自然的、人类普同的城市发展规律。郊区化从来是一个政治的过程。

扭曲的花园城市

国内的郊区地产项目在宣传中常常用到一个源自英国的概念:“花园城市”(garden city)。这个概念的倡导者霍华德(Ebnezer Howard,1850—1928)的确是英美规划思想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他的著作《明日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1898),至今被不断地引用或误用。“花园城市”的提出是19世纪乌托邦人道主义者对当时城市问题的一种解答,以新市镇的方式把拥挤的城市人口和就业向郊区迁移,使工作和生活都能在健康的环境中进行。这里得先补充一下那个时代的城市背景。工业革命后,工厂和劳动力的快速聚集造就了现代的工业城市。然而,这些城市的工业生产环境恶劣,人口密集,没有干净的饮水和排污设施。工人们栖身于拥挤脏乱的居住环境,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直接的威胁包括火灾、霍乱的蔓延,以及极高的儿童夭折率。例如,19世纪40年代的曼彻斯特在全世界是非常先进的工业城市,但其市民的平均寿命仅为24岁。为了解决城市的危机,才产生了现代关于城市规划和建筑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例如,制定有关通风、采光、防火和公共安全的住房施行细则,规划和建设下水道与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提供廉价的工人住宅等等。经过四五十年的城市与社会改革,工人的平均收入提高,医疗状况有所改善,各类建筑法规也逐步实施生效。然而,直到1890年,曼彻斯特的平均寿命才提高到了29岁。工业城市的景象并不美丽,它充满小说家笔下的黑暗和悲惨。

面对恶劣的城市问题,19世纪一些慈善实业家开始在空旷的乡间兴建工厂以及相应的工人社区。追随欧文(Robert Owen)在苏格兰的著名实验社区(1800~1810),19世纪末建立的许多公司镇(company town)成就了不少资本家传奇,包括英国伯明翰郊外由巧克力制造商卡德伯里(George Cadbury)建造的伯恩村(Bournville);化学药品巨子利弗(William Hesketh Lever)所建的阳光港(Port Sunlight)。在美国,好时巧克力(Hershey)的老板米尔顿·赫尔希(Milton Hershey)从1905年开始在宾州乡间创造集工厂、社区、学校、休闲和旅游设施为一体的梦幻国度。这个以巧克力、可可为街道命名,号称地球上“最甜美的地方”("the sweetest place on Earth"),至今仍是一个有活力的社区。但如同规划理论家霍尔(Peter Hall)指出的,其实这些实业家的动机也不尽然全是慈善的,在便宜的乡村土地上建工厂有许多好处。兴建住宅和生活设施的投资也可以从租金收入得到回报,实际上是扩大了资本家的资产。

霍华德提倡的花园城市不只是建立单个的公司镇,而是有计划的将产业和人口由城市中心区迁到郊外,在郊外的工厂外围建立3万人左右的新市镇。为了达到疏散的效果,新镇特意设在旧城的通勤区之外,并且由大片的绿带所环绕。这种花园城市是能同时提供就业、居住和各种公共生活的自给自足的小市镇, 市民能在步行的距离上班。但它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便捷的交通,与其他新市镇共同形成一个多核心的城镇综合区,霍华德称之为社会市(the Social City),总人口可达25万。霍华德提出的规划详尽而现实,他本人曾

城市蔓延

在各种意图疏散大城市的实验进行的同时,大城市本身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和扩张。交通工具的变革使得工作和居住地点的分离成为可能。19世纪中叶开始,以公共运输带动的城市蔓延开始冲击各个工业城市。例如,伦敦的都市规模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运输工具而呈辐射状地向郊区扩散。1850年以前,伦敦的发展限于步行距离内(半径4.8公里)。1850年—1914年间,通勤火车(早期是蒸汽火车)开始带动市区的扩展。两次大战之间(1914~1939),市郊成长和扩散的过程进一步加速。为了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在距市中心6到10公里的郊区兴建廉租房,并以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市中心相连。同时,在住房抵押贷款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买得起市郊的房子。另一方面,交通设施的进步扩大了通勤范围。电力火车较蒸汽火车更有效率,更容易加速和减速,因此可以有比较多的停靠站。电力火车、地铁和巴土的发展把伦敦塑造成一个半径20—25公里的圆形城市,比从前扩大了4倍到5倍。但这时期伦敦只有1/10的家庭有自用车,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公共交通所驱动的城市扩张阶段。

快速扩张的城市成为人类聚居的一种新空间形式,也成为二次大战后各国政府在制定区域和空间政策时关心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无论左翼和右翼政权都认为“城市太大不是好事”(*的说法)。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都定下了抑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力图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避免城市病的负面效果。而在英国,影响战后规划体制和区域政策最为深远的“巴劳报告”经过反复论证,也下了个“大都会集中的缺点大于优点”的结论。大城市因此成为整治的对象。为了控制都会区的成长,建造花园城市、新市镇或卫星城就成为必要的政策。英国在1946年通过新市镇法(The New Town Act),1952年进一步通过新市镇开发法(Town Development Act)。在这两个法案推动下,将都会区人口有计划地迁往新社区。1946年到1950年之间完工的新屋,有4/5是由地方政府和新镇所建造的,解决了战后英国住房建设一大半的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英、法、苏联以及日本都热衷在大都市周围建造卫星城镇,作为疏散中心城市产业和人口的后方基地。但是,霍华德所鼓吹的独立自主的小社区的理想却从未实现。交通设施的进步和汽车的普及化改变了人们的移动能力和模式。随着个人流动性的增强,对工作和居住地点的选择得以更为多样化。结果,在新镇或卫星城的建立过程中,就业机会的分散始终不及居住的分散,而道路建设的速度又不及私人汽车增长的速度,如此延伸的是通勤距离的拉长,城市向郊区无边无际地蔓延。低密度的郊区化发展鲸吞蚕食了都会区周边的青山绿水,以及肥沃的农田——想像一下今日江南的陷落可以作为对比。交通规划和生态环境成为新的问题。

美国的郊区化政治

国内对郊区化的想像主要还是来自美国。美国的郊区化一方面是国家振兴经济的一步棋,推动着房地产、高速公路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它是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私有财产观念落实到私有住房,勾勒出独门独院、有房有车的理想生活方式。然而,美国郊区化的过程其实始终牵引着种族政治。二次大战后的美国以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增加住房建设不单在解决就业问题,更在鼓励从战场回乡的战士置业安家,起到稳定社会的效果。另一方面,批量制造的汽车必须有消费者,而且必须有路可跑。而此时,美国在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各大城市黑人的比例快速攀升——不要忘了南北战争后黑人农奴向工业城市迁移及无产阶级化的历史。白人们开始有逃离城市中心区的念头,期望在郊区找到更好的生活环境。各种主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共同构筑了一套郊区化的发展模式。政府普建高速公路,并且补贴银行提供长期低利的住房贷款,为中产阶级的郊区梦建立了稳定的基础。长此以往,在市中心上班,在郊区安家落户,造一座有草坪、庭院、车库的独户住宅(single-family housing),每天开车上班,成了中产阶级白人典型的生活方式。

郊区化伴随的是城市的边界不断扩张。低密度独栋住宅的连绵开发使得城市摊大饼似的向周围蔓延,近郊盖满了就向远郊延伸。与此同时,由于有置产能力的中产阶级都跑了,城市中心区就进一步的破败。到了1980年,在美国所有中心城市中,黑人占了总人口的22%,而在这些城市的郊区,黑人只占5%。在特大工业城市中,黑人的比例往往更高。如芝加哥为40%,底特律63%。因此,所谓的郊区化其实是白人的郊区化,是中产阶级白人为了逃离“被黑人占领了的城市”而向郊区进行的大迁徙。而城市蔓延的结果是,对于新购屋的小中产阶级的白人年轻夫妇而言,他们的所得水平将只能支付远在300公里之外的区位。

经历数十年的发展,随着城市中心区的衰颓和中产阶级对郊区生活习惯与偏好的定型,郊区化已经成为美国城市空间发展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房地产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公寓式住宅(

多年来美国各界对郊区化有各种各样的反省。首先,低密度的城市蔓延其实是对土地低效的利用。反城市的、向往自然的郊区化过程却正是违反环保原则的。它不但造成土地资源和各种基础设施的浪费,增加了通勤成本和空气污染,也造成郊区绿化带和自然景观的快速流失。近几年来,环保观念已经成为富裕社会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部分。在一份问卷调查中,城市蔓延已经超越治安和教育,成为美国人最关心的议题。许多地区因此开始有了反对增长的声浪。反对城市摊大饼的扩张应该是好事,但环保大旗其实也联系着中产阶级的自利心态——维护好环境,才能维护好生活品质,以及房地产的价值。反增长意味住房供应的减少,不利于解决中低收入和新移民的住房需求。终究,城市的发展对带动地方经济,解决大多数人就业和居住问题是必要的,美国的规划和建筑界因此开始探讨如何让城市以比较符合环保的原则“聪明增长”(smart growth)。如西海岸的波特兰(Portland)就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控制政策,以建立绿化隔离带和禁建等手段扼止城市无序的蔓延。而作为房屋供应商联盟的全国住房开发协会(NAHB),也公布了他们支持“聪明增长”的声明,呼吁改革单一功能的土地分区规划(zoning)制度,转向比较有弹性的、功能混合的土地开发;提高住房兴建的密度,舍独门独院的单栋住宅而取复合式的公寓住宅集群;在同一开发项目中推出多种价位的户型,促成不同收入家庭的混居,而非区隔;重新正视邻里(neighborhood)单元,在设计上强调可步行的空间、社区中心和公共空间的提供。这些强调提高密度和重建邻里的设计原则又成为“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 它正在全美各地被实验着。可惜的是,在大多情况下落入对形式主义的追逐,沦为地产商推出的一种新的时尚商品,失去了早年在社区运动土壤中提出都市新价值观的反省性意义。

居住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关系还是微观的政治斗争场域。刺激20世纪60年代后所谓“第二波妇女运动”萌芽的导火线正是郊区化。美国第一波的女权运动始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投票权的争取。众所周知,在美国独立建国之初建立的民主制度中,所谓的“人人生而平等”、“一人一票”里的“人”并未包括女人和黑人。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美国女性至1920年才得到投票权(英国则是1928年)。但取得法律平等地位的女性发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填补男人上战场所留下的空缺,美国政府曾大张旗鼓地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生产,甚至是进入最粗重的军工产业。但战后,为了消化众多回乡战土的就业问题,战时头顶半边天的女性又被赶回家庭。尤其在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郊区独户住宅和小汽车共同编织的新的美国梦中,家庭城堡中的女主人往往变成了专职主妇。

事实上,宽敞而花木扶疏的郊区住宅的确需要一个专职主妇的劳动投入才能维持其整洁舒适。而公路和地铁的规划建设通常着眼于解决上下班通勤的问题,对于主妇们怎样接送小孩上下学,怎样买菜购物、上邮局、去医院则不甚关心。偏偏在土地使用区划(zoning)管制极为严厉的美国,工业、商业、文教、政府等不同功能的分区清楚而分散,使得持家的郊区主妇为了一些日常事务往往必须在城、郊之间疲于奔命。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表的《女性的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惊醒了中产阶级女人的郊区梦。弗里丹指出父权社会的文化机制竭尽所能的塑造一个快乐的、满足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使得女性自小就向往这个形象,并且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家庭与婚姻关系。然而这个理想形象只是个神话(myth,又译“迷思”)。由于家庭结构本质缺少有形的结构及酬偿制度,再加上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琐碎工作,受过教育的现代妇女并不能从家庭主妇的角色上得到成就感及自我实现。简单地说,守着郊区大洋房的中产阶级妇女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她们发现自己和城市、和社会隔绝了,偌大的独户住宅不像城堡,倒更像囚笼。

从苦闷的郊区生活中觉醒的中产阶级女性看穿了美国梦当中性别假设的陷阱,因而掀起了第二波妇女运动的高潮,一方面强调女性参与社会和建立自己事业的重要性;一方面诉求社会偏见和父权文化的深层改革。一部20世纪80年代末的好莱坞电影《玫瑰战争》某种程度反应了这个社会心理转变的过程。郊区豪宅里的金童玉女在富裕却空虚的婚姻生活里反目成仇。一幢让人艳羡的豪宅倒成了夫妻各出奇招演出全武行的战场,战况之激烈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的感觉里,自那以后,美国的电视电影里开始更多地描述城市中的雅皮如何寻找爱情一一如当红的影片《欲望城市》(Se* and the City)。关于郊区梦的描写,则通常是以负面的刻板形象出现。

面貌模糊的中国版

英国人文地理学者马西(Doreen Massy)曾经以地质学(geology)作为隐喻分析历史和空间。她认为地理学不可只看地表,一轮轮的资本积累勾连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堆叠出一层层的地层组织,形成我们看得见的地理空间形式。中国版郊区化的暧昧来自于太多历史沉积与高速发展撞击出的新的地层组织。它表现出太多让学者难以分类和与西方经验比较的中国特色,太多与新兴中产阶级想像不符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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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开放后,所有的学者都成了断代史家,历史似乎从1978年才开始走出洪荒。在城市和地理研究中,中国的郊区化也“始于”80年代。的确,土地和住房的商品化成为新的动力,带动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也决定了各界对郊区化新的关注。学者们观察到,随着城市中心区的旧城改造和工业的搬迁,人口开始外迁。例如,周一星的研究指出,北京四城区的人口在1982年到1990年之间下降了8万多,人口密度下降近1000人。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上海、沈阳、大连等城市。这些中心城市向郊区扩散的过程普遍被认为是中国郊区化的开始。在空间上,我们直观的视觉经验是城市建成区的蔓延和扩张——俗称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其实是准确的描述。不管城市是以同心圆还是以呈辐射状的大饼发展,城郊之间的绿化带并不清楚,房地产沿着道路的开辟向郊区延伸。与美国经验迥异的是,郊区化的先栖者并不是向往绿色风光的中产阶级,而是在旧城改造中数十万计被强制动迁的居民。根据周一星的研究,在北京外迁郊区的住户中,自行置产的仅占13.8%。多数是随着单位搬迁或旧城改造而移居的住户;一半以上的住房来源仍为单位,尽管单位已经由自己建房进化到了向市场购头商品房再重新分配给职工。

旧城改造的重点包括了降低城市中心区的居住密度,也包括污染性工业的搬迁。这一方面有改进城市基础设施,并且促进城市从二级产业向三级产业转型升级(所谓“退二进三”)的现实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对现代化的向往和对老城除之而后快的急切加快了推土机的步伐。土地的商品化(也就是有偿出让)使得区位的价值得以货币化交换,城市土地的功能得以经市场机制置换和转型。经过旧城改造和工厂搬迁,城市中心区腾出的土地能转向更高附加价值的地产项目,而其盈余可以支付地方政府用于城市建设的巨额费用,或者支持濒临破产边缘的亏损企业找到脱身(或苟延残喘)的办法。

gg开放后,中国郊区的另一个新产物是“开发区”。受了南方五个“经济特区”的启发,全国各地方政府加快了对各种名目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旨在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基础设施以吸引外资。在1992年开发热的阶段,全国有近2000个开发区。在开放前沿的广东,农民从80年代开始就学会租地或卖地给前来投资的港台商人,改行当地主。中国大部分的地区则是在开发区的旗帜下大面积地征收变更郊区的农地。90年代中一度让人担心农地的流失将威胁中国的粮食生产。而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只得到少数的补偿费。他们的平均学历低,很难在新设的开发区谋职。然而,开发区的大规模圈地不一定能保证它们的成功。尽管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发展仍需有相关配套条件的支持,不可能遍地开花。大多数的开发区沦为夺取农地后进行房地产炒作的名目。1993年朱熔基的宏观调控给过热的土地投机踩了刹车。除了广西北海和海南留下的众多烂尾楼,全国各地都有荒原般的开发区,等待更好的招商引资政策为它们注入新的强心剂。

人口的流动则造就了“城郊结合部”的变迁。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城里人对这些移民劳工的称谓,从80年代的“盲流”进步到了90年代的“流动人口”。尽管户口制度有所松动,但外地人要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还是不容易。许多人因此栖身在郊区农民出租的房舍,形成了城郊结合部外来人口集居的局面。这里面包含了自成体系、小商品生产已成规模的浙江村;也包含了到北京寻梦的艺术家,在颐和园、圆明园附近形成了艺术村。在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下,这些外来人口虽然对城市的经济和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并不能得到尊重。中国的大城市需要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来追求高速的增长,但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共存共荣的准备。于是他们被放在一个“临时户口”的范畴,以便随时挥之即去。相应地,容纳众多临时人口的城郊结合部也成了公共权力行使暧昧的区域。平时不能管得太死,要不,外来人口岂不是要流落街头

郊区别墅和其他高档地产商品的推出,也许面向的是少数的新富阶级。但是,在塑造市场、重新定义郊区,以及描摹出一种郊区生活的想像上,其影响跨越了它直接的客户群。例如,townhouse(市屋),这个英文字直接被用来称呼一种新的地产类型,它甚至不需要一个准确统一的中文翻译。相对于独门独院的独户住宅(single family housing),在西方,townhouse其实是密度较高的户型,几个townhouse片区几乎可成小镇了(所以称town)。在中国它被理解为连栋别墅,反正在语焉不详间,townhouse允诺的是一个类似欧洲小镇的风情。在设计上,呼应了欧美对于适当提高住宅密度的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又一次,中国在经济上的跨越发展,把各个历史阶段、各个阶级、族群、文化立场分明的商品来了个大拼贴(collage)。在符号意义不明确的情况下,尽管贫富的两极分化正在成形,但它在空间上的区隔还不清晰。许多高档小区因此必须以封闭式的物业管理,用穿制服的警卫、保安、大门来区隔内外。但这能保证房地产的持续升值吗?在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阶段,房地产商都是急于脱手获利。而消费者拿到的,则是市场前景暧昧的房产。

城市政府最关心的,其实不是郊区化,而是郊区的城市化。在市管县的行政体系下,城市政府担负了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龙头角色。而在“控制大城市发展”的禁令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想办法疏散城市中心的人口是必要的考虑。尽管“发展卫星城”、“疏散主城人口”等字眼反复出现在各种规划报告中,但政策从未清楚提出疏散出去的人口如何就业。蒙混中,发展卫星城镇变成了“促进郊区农村的城市化,”在就业结构和实质空间上都“农转非”。而在“分散化”、“组团式发展”的规划用语背后,各大城市大力发展的“边缘集团”则显然是卧城。配合旧城改造和公共交通建设,沿着轨道交通的延伸,在郊区建造大量的安居房或经济适用房,解决中低收入户的住房问题。如此,城市建设更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的边界。

受了战后现代化理论线性历史预设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总是关心自己走到了发展的哪个阶段,是不是要开始“起飞”,是不是快要走进现代化。于是,出现了“北京将提前实现现代化”,“广州将于20**年实现现代化”等说法。也是在这个现代化焦虑的笼罩下,学者、官员、地产商和正在学习如何花钱的都市新贵,急切地想定位中国的郊区化到了哪个阶段。但争辩郊区化的标准定义恐怕是郊区化(和城市化)研究中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面对的是中国的快速增长所带动的新的空间形式和权力关系。尽管城市化和城市扩张是工业城市普遍的经验,但中国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在于其压缩在不到二十年内的跳跃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直接纳入了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中。中国的经验将不是任何既有西方理论可以直接套用和解释的,任何对各种阶段论的对号入座只能是荒诞和变形的。中国加速度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正在冲击城/乡、城/郊甚至农/非农的界限。事实上,“都会区域”(metropolitan regions)正是21世纪新的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在全球经济网络中不同层级空间组织新的功能和意义。它们作为经济网络的节点,如何联系资本、信息、技术和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在编入(inclusion)和脱落(e*clusion)之间,如何创造了新的两极分化。假如对郊区化和城市化的分析仍停留在城市规划的技术性语汇,争论大城市、小城市如何分类,城、郊如何定义,则显然是落后于现实,像狗追逐自己尾巴一样地白费力气。而在新的地产开发模式和新兴房地产市场形成的过程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老百姓有多少发言权?规划和建筑专业者又有多少思考、实验和实践的空间?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同样惯于线性思考。其实,假如我们能够比较不偷懒,假如我们能更有想像力(目前最不偷懒最有想像力的是企业家),我们就会有更大的空间观察、分析和参与这场变革。

篇5：城市规划文化视野

———以昆明市为例
昆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兼得湖光山色,四季如春。“世博会”不仅是昆明展示风采的一次机会,更是走向辉煌的一个起点,城市规划应以此为契机,将文化的多样性、民族的多样性、自然的多样性都系于一脉。把昆明建设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城市、国际旅游城市三位一体的大都市。

1 把握历史文脉,延续历史剖面,展现历史文化景观,营造文化环境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城市规划如何展现昆明的历史进程,主要有两方面考虑。首先,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规划,关键在于展示其发展过程,根据历史发生学原则,将重要历史时期的景观有机结合,使人们感受到文脉的延续与跳动[1]。其次,景观与意象结合。景观是有形的,把名胜古迹恢复重建,仅是初步,关键在于游人要形成昆明城市文化意象,尤其是有别于其它城市的,赋予了独特个性的文化意象,通过点、线、面结合,平面与立体结合,构建复合文化心理场,达到心物相通乃至感应共鸣的理想境界。
城市“轴线”往往是一个城市的点睛之笔,正义路是昆明历史文脉的最好演绎,以五华山为制高点,从马市口到三市街,向南延伸,每一处名胜古迹代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自北向南依次有:

(1)拜云亭: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年),“彩云见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昆明滇池之上,高原辽阔,水天一色,彩云缤纷,美不胜收。是世界云彩种类最多和变幻最为神奇的地方。
(2)武侯祠:三国时期,诸葛亮在云南发展经济,使各族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社会进步,从而安定边疆。
(3)天开云瑞坊(已毁):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坊额题为“天开云瑞”(南面),“地靖坤维”(北面)。“天开”一词,出自宋大理国时期段智祥年号。“云瑞”则象征吉祥,意在国泰民安,吉祥安静。
(4)忠爱坊(已毁):曾与金马碧鸡坊排列成品字形,又称品字三牌坊。是为了纪念元代咸阳王、平章政事赛典赤在云南执政期间的功德,对君尽忠,施民以爱而修建的。
(5)金马碧鸡坊:源于西汉金马与碧鸡的传说,同时对应昆明东西金马山、碧鸡山。加上高原日月交辉,汇聚于此,成为昆明的标志。
(6)东西二寺塔:唐代南诏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所建,13级密檐砖塔。顶部四角金鸡各一,风吹鸡鸣,妙不可言。
(7)近日楼与正义门(已毁):中轴线南端。明代所筑昆明砖城南门。分内外两层,外层“丽正门”,内层“尚明门”,有“尊尚大明”之意。清代改名“近日门”,后为纪念护国运动,又改为“正义门”。

这条轴线文化脉络完整而清晰,而且,大城市中轴线多重牌坊排列,与北面的圆通山、蛇山构成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天际线,是昆明特有的景观。
中轴线的形成与明清昆明城浑然一体。明清昆明的龟形结构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仿生学”原则,把城市看作生命的活体,体现传统文化内涵。在规划时,不仅应考虑忠爱坊、天开云瑞坊的恢复重建,在不能重建的景点和古城墙的端点设立标志物,配以图片及说明,再加上城区其它古迹(如文庙、古幢公园、圆通寺、护国门等),点、线、面结合,形成强烈的文化环境氛围。

2 历史与现实结合,寻求共生之路

历史文脉塑造了城市之魂,而经济建设又是城市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处理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时,把“共生”作为基本理念。着眼于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共同点,主张将局部的对立变成更大空间中的共存,共同构筑一个统一而和谐的整体[2]。
“共生理念”在实施中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城市功能区职能如何协调发展。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古迹大都分布于老城区,但同时又是商业区,或者政治中心,甚至还有工业区,集中了城市的主要功能,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矛盾突出。二是历史文化景观与现代化建筑的和谐共处。古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审美情趣,而现代建筑往往与国际接轨,反映了工业社会的特点,并且在功能上考虑经济效益(区位、容积率等)。所以,规划中应古今结合,和而不同。
五华山———正义路中轴线是昆明文脉的集中体现,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以及旅游人数不断增加,街道狭小,交通不便,而正义路又不可能大规模改造。所以,拓宽两条东西向街道,修建两个广场,解决了城市道路的畅通性和安全性。从文化景观上看,在狭长的轴线南部和西侧拓展开阔空间,成为人们娱乐休闲的场所,同时,在正义路中轴线上和西侧文庙街区设立步行街,组织商业活动,实现了文化风貌与经济职能的统一。

对于盘龙江的改造,总体原则是营造亲水空间,供人们休闲娱乐。但盘龙江自南而北穿过市区,不同河段应建设不同风格的建筑园林小品,使之与两岸的景观协调。如圆通山以北多为居民区,设计时突出人性空间,表达亲情、友情,追求浓浓的生活气息。圆通山以南至得胜桥两岸,是昆明历史文化及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区域。西部是以正义路为中心的旅游区和商业区,东部是北京路连接南北火车站,好似一条现代中轴线。规划时应充分考虑游客的观赏空间和身后的空间安全性,辅以体现昆明特点的雕塑

3 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突出“春城”与“历史文化名城”两大特色

明清昆明城奠定了今天的基本格局。选址颇具匠心,“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金马山、碧鸡山、蛇山分别从东、西、北三个方向环抱, 南临滇池西山,盘龙江蜿蜒曲折,自北向南流经市区,使整体布局生动、流畅。规划时,着重突出三大文化———生态结合区。

3.1 历史时期形成的古城中心区
主要由一江(盘龙江)、一湖(翠湖)、一山(圆通山)和古城名胜组成。盘龙江在历史上为昆明城市的发展提供生活水源、工业用水、农业灌溉、交通运输、渔业生产、城市防洪等许多重要功能,被称为昆明的“母亲河”。“索城银棱”、“盘江翠柳”曾是春城美丽的风景线,但由于后来三废排放,盘龙江已是满目疮痍,并成为危害滇池的污染源。根据《昆明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即将全面整治成为城市生态绿轴。翠湖公园风景优美,且是市内最大的水面,北部毗邻云南大学文化区。每年冬季,大量红嘴鸥自西伯利亚来此越冬,增加了翠湖的灵性。圆通山现为动物园和花卉园艺中心,山南建有圆通寺。“盘江翠柳”、“圆通花海”、“翠湖戏鸥”和“文脉轴线”构建起该区的文化———生态景观。

3.2 历史与现实、宗教与世间融合的东北区
“世博会”是本世纪最后一次大型博览会,会址位于昆明城东北郊,总规划用地3 1km2,与金殿风景区融合,彼此衬托,相容共生。金殿风景区森林茂密,郁郁葱葱,与世博园精美的园艺形成对比,而且前者是道教文化区,始建于明代,历史悠久,宗教气氛浓厚。世博园则代表今天美好的现实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从景观上看,以金殿为制高点,形成一条东北———西南向的天际线,气魄宏大,意境深远。金钟长鸣(金殿)———世博花海(标志塔)———春城新貌———美人卧波(滇池西山)。

3.3 以自然风光为主的滇池西山区
西山由华亭山、太华山、罗汉山等组成,峰峦叠嶂,连绵40余公里,广阔的水面与茂密的森林构成昆明良好的生态区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西山佛寺道观,各得其所,为著名的宗教圣地。龙门飞峙,滇池月夜是昆明又一标志性景观。同时,该区的水体和植被在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等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4 旅游规划与城市环境规划结合 实行双赢战略

云南省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九五”计划及20**年远景目标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市场广大,旅游前景广阔。但旅游热点主要在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中甸(香格里拉)、石林等地。旅游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昆明作为国际旅游城市,面临严峻的挑战。
由于*时期破坏严重,加上规划中的失误和污染,影响市区的生态环境,从绿化面积、园艺水平看,昆明市的生态环境有待于改善。
“文化”与“生态”是昆明城市的两大主题,也是城市环境规划和旅游规划的依据。在考察中发现,历史时期形成的文化名胜区,生态环境保护极好,如鸣凤山、圆通山、西山、翠湖等,充分体现了文化因素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同时,良好的文化环境与生态环境还可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如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和间接长远效益(改善投资环境,扩大知名度等),这种相关性在昆明表现得尤为典型,为此,提出双赢(double-win)规划战略。

在规划时主要考虑以下原则:
(1)生态设计伦理:随市场对自然旅游资源兴趣的增长,要求对自然资源加以更多的管理和设计。与自然和谐按自然法则的设计与开发更有个性,甚至自然环境本身就可以当作一个有价值的市场行销工具。
(2)协调设计方法:景点设计的发展趋势是一方面加强市民、政府、土地所有者、设计师的共同合作,另一方面强调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互补性和共生性,摈弃原有的高强度、大规模、高影响的开发,取之以小规模、地方性、逐步的开发,同时注重对“地方性”的保护和设计。

前面所述的三大文化———生态区,不仅对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进行科学整治,也是向市场推出的旅游经济产品。如世博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今后的任务是把昆明城建成绿树常青,鲜花盛开的大花园。伴随滇池的治理,康体休闲旅游的开发也在进行中,已被批准为十二个国家级度假村之一,是内地唯一的,颇具民族风格的度假村。湖区农业生态环境也是具有高品位的旅游产品。文化生态旅游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巨大而长远的。对滇池构成污染的企业必须加大综合治理强度,污染严重企业短期的经济收入实为长远的负效益,所以,必须用科学和发展的眼光进行规划建设。此外,正义路“文化中轴线”与步行商业街,历史文化街区组成的“共生空间”,盘龙江的环境治理及景观设计等都体现了上述两大原则。届时,昆明旅游将从以前较单一的观光型向多功能全方位型转变,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经济是城市的基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自然是城市的依托。将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方能构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活体。良好的人居环境不是经济发展的对立物,而